公职人员担负着管理国家、管理社会和为人民服务的职责，如不对其从严监督，其就可能公器私用。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这项基本原则。[7]参见《监察法》第15条。
这里的个人，包括监察系统内部的人员，凡是非相应案件的办案人员或负责人，即使是监察机关内部的领导干部或其他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如果打听案情、过问案件、说情干预的，均应记录在案并追究责任。这样，不但对这个瞞报、假报的官员是个震慑，对其他的官员也是个震慑。无论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还是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都是为了深入开展和全面推进反腐败。同时它又非完全是现实中的客观，而只是法律上的客观，因为任何确凿证据都不可能完全重现已经成为过去时的事实，更不要说任何确凿证据的确凿度并非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案件对证据的确凿度有不同的要求。制定《监察法》，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对于创新和完善国家监察制度，实现立法与改革相衔接，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四，法治反腐(制度反腐)。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20] 第二，规定武装力量的性质和任务。
第二，启动武力条件的实体限制。如《美国联邦宪法》第2条第2款总统应为合众国陆军和海军的总司令。基于不同的国家性质、政党制度，很多国家还对军人政治地位进行明确。进入专题： 军事权 。
[48]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41][美]汉米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14页。
在此基础上，人们学会运用理性、通过缔结社会契约将个人的权利出让给国家，从而建立公共权威、结束自然状态。同样，由于兵役、国防物资的征集过程是行政性的，在最高统帅权、行政权都由文职政府掌控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明确。（2）在规范层面，它是以权力分工制衡来达成立宪目标的技术手段。前者是基于制宪权而衍生出来的，后者则是制宪权本身。
这决定了武力的正当性基础，也可以被视为国家在组织、指挥军队过程中必须奉行的原则。如《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7条、《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87a条等。从法律手段来看，它涉及紧急立法、紧急财政、军事命令、行政管理、战时司法等各个方面。[42]参见胡锦光、胡大路：《军事司法的建构基础与类型化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摘要: 宪法上的军事权规范既是军事法治的基石，也是宪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层次反映出宪法价值、军事规律二者的结合。（2）国家整体政策方向受到军事主导可能会扭曲本来的善治目的。
如《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97条、《爱沙尼亚共和国宪法》第65条等。他认为，个体在自然状态下动用武力的权利是建立在他者滥用暴力基础上的，违背自然法的罪行才招致了武力反抗的结果。
文治通常与民主政治、公共治理、经济社会发展等范畴相对应。参见[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60]王涛：《洛克的政治社会概念与自然法学说》，载于《清华法学》2011年第6期。作名词时专指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如《黑山共和国宪法》第95条等。结合宪法原理，可以挖掘其背后的主权构造、理性预设和价值来源等。
[10]三职权说是指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组建武装力量的建军权，决定动用武力、推行政策的战争权，为达成具体的军事目标而对常备军进行日常建设、指挥、运用的统率权。对此，霍布斯首次试图将政治哲学置于科学基础之上，从人的本能、情感中推导出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的准则。
[13]参见陈新民：《军事宪法论》，扬智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4页。同时，部分国家对军事组织问题进行了立法保留。
第二，国防建设权的决策主体。例如《波兰共和国宪法》第146条规定部长委员会有权在法律范围内负责国防及制定每年服兵役的公民人数。
这些权力规范是宪法原理在军事领域的投射，指向公民军事义务的内容边界、武力存在的正当性、军事暴力的政治定位、军事职业与文官系统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战争暴力不存在任何国家法上的作用对象，只接受国际法的评价。刘春玲：《中国宪法军事条款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28-42页。如《巴西联邦共和国宪法》第84条规定总统行使军队最高统帅权。
（4）禁止任何党派、个人进行战争宣扬活动。通过比较分析，宪法对不同职权的规范内容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32] 相对而言，文官的概念则较为宽泛。在洛克看来，暴力从来不能够作为合法的权力类型。
[29][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85页。[44]因此，这种控制方式不是通过直接介入、决策推翻、实体审查等妨碍军事决策和权威的方式，而是通过限制财政供给、更换人事任免、政治质询和事后问责等方式实现的。
如《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宪法》第2条、《挪威王国宪法》第93条等。武力启动在外部通过制造一定的敌对状态表现出来，形式层面的宣战权是它的延伸。[42]过程性控制更强调法律的程序价值，程序包含着决定成立的前提、存在着左右当事人在程序完成之后的行为态度的契机,并且保留着客观评价决定过程的可能性。（3）向最高拉达提交关于宣布战争状态的呈文，以及在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时做出关于动用武装力量的决定。
[8] 综上，宪法上的军事权具有政治、规范两个层面含义：（1）在政治层面，它反映了人民主权原则的要求，体现了一种特定的权力产生、运行模式。（6）履行宪法和法律明确的其他职责。
议会中心主义可以通过民意的交涉使军事负担被普遍接受。高度的封闭性、长期的战争熏陶和严格的纪律管束容易使军队滋生出不同于市民社会的利益和志向。
[40] （三）过程性控制原则 过程性控制强调通过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配合、分工、交涉来实现军事权的控制、问责。对这一原则可以从两个层面理解：（1）从权力归属的角度，这与人民主权的要求相一致。
